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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代社会的元问题:为市场经济的灵魂及其敌人寻根

辛庄课堂 2023-02-1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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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土地上望星空

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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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元问题”是指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;现代社会的元问题,首先是它的灵魂是什么?

——题记

  如果要选出“内涵最深刻、外延最广泛,但却被滥用最多”的词汇,“灵魂”一定名列榜首。

  灵魂,是“赞美界的天花板”。哲学家叔本华将才华形容为“灵魂的觉醒”,亚里士多德将快乐的最高层次形容为“灵魂的快乐”,我们形容文艺复兴大师米开朗基罗的作品,也说他雕出了人物的“灵魂”;

  灵魂,还是“人生境界的水平线”。有人说,人生有三个境界,依次是物质的境界、精神的境界、灵魂的境界;塞·约翰逊则说,人一旦失去了灵魂,就会手足无措。

  可见,“灵魂”是指居于复杂事务中心位置,并且具有先决性的东西。对个人而言,失去灵魂是一场悲剧,对现代社会而言,失去灵魂,是一场灾难,而认错灵魂,无疑是所有灾难的源头。

  不过,如果要问,现代社会的灵魂到底是什么?不仅与文明接轨的现代人鲜少去反思,即便很多“现代社会的渴慕者”,也往往答案模糊。因为“现代社会”本身,就是一个看似清晰,但定义模糊的概念。


现代社会:“市场的逻辑”

取代“强盗的逻辑”的社会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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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何为现代社会?对这个超级问题,人们往往因对“现代”“现代性”“现代文明”等理解的差异,而给出不同的答案。不过,如果问起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主要区别,意见再迥异的人也会达成如下共识:

  现代社会就是以协作取代传统社会的对抗或争斗,以契约取代传统社会的身份或阶级。可见,平等、协作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,而这正是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。经济学家张维迎更直接地说,现代社会主要遵循“市场的逻辑”,而传统社会则遵循“强盗的逻辑”,从这个意义上,也可以说现代社会就是“市场的逻辑取代强盗的逻辑”的社会。  我们还可以借用马克斯·韦伯的“三标准模型”来定义现代社会。  简单说,韦伯将社会架构分为经济、政治、价值三大维度,按此框架,现代社会可被描述为三句话:  经济上以分工合作为基础的陌生人交易社会;  价值上以“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诚信”等理念为前提的契约社会;  政治上以有限政府、法治为架构的民主社会。  不过,哪个才是现代社会的灵魂?迄今认为最接近标准答案的,不是制度,就是普适的理念和价值,而“经济”,似乎只是实现这些目的之工具——苏联式的管控经济、凯恩斯式的调控经济,或者近些年听得最多的市场经济,好像只是工具箱里可根据需要任意选用的“锤子”或“扳手”。

市场经济:现代社会的灵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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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市场经济之所以是现代社会的灵魂,因为它不仅催生了现代社会的诞生,成为现代社会首当其冲的元问题,还让“经济、政治、价值”三者联动起来,推动着现代社会持续、健康运转。

▌唯有市场经济 ,才能实现经济的“持续正增长”  直觉中,经济每年都在增长,或者用专业术语说,经济持续正增长本就是常态。然而,这不过是一种错觉。别说经济的持续正增长,就是经济增长现象,也绝非常态,而是现代社会所独有的“特征”——  从旧石器时代算起,人类已有250万年的历史,经济的增长只有250年的历史。工业革命之前,人们不会谈论与增长相关的话题,更不会因为经济停滞而着急,因为不增长是常态,增长是非常态。(张维迎《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》,p201)。  比如,曾有研究表明,传统社会的“清朝”,240余年间,人均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为-0.12%,甚至到了1840年,人均GDP已经下降到公元980年,相当于北宋初年的70%左右。而与之对应,同时期已经开始现代化转型的英国,在1700-1860年,年均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0.48%。  ——0.48%的增长率,放在一年几乎接近零增长,但持续160年下来,至少翻了好多倍。这就是市场经济造就的经济持续正增长的奇迹。  英国的正增长奇迹何以出现呢?普遍认为是以1776年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,但更重要的,是同一年的另一场更深远的市场经济的革命——不仅将瓦特的技术发明产业化、市场化,还催生了无数个“瓦特”。  1776年,伦理学家的亚当·斯密发表了《国富论》,提出以“分工”为基础的市场经济——分工提高了效率,降低了成本,进而扩大了需求,需求和供给的同时增长,扩大了交易规模,规模扩大,进一步促进了分工。  然而,“分工—效率—规模”的正循环,只是市场经济的经济学表达,其革命性的影响更在于:市场经济不仅把人类极其有限的“局部交易”扩展成一个无边无际的合作网络,并通过这张网络,激活了人类的创造性,其结果是“协作网络的不断扩展”和“经济的持续正增长”,两者一体两面,又互为因果。  与之相反,在传统社会,经济往往被视为服务于社会稳定的工具,而高频次、大规模的市场交易,因其伴随着信息、人员等要素的自由流通,所以,自给自足式的零交易行为被鼓励,而“分工和交易”的市场行为却被打压。  此外,由于传统社会往往是农耕社会,土地几乎是唯一能带来经济效益的资产。土地的这种“价值唯一性”,使得那些能最大效率掠夺土地的暴力行为,成了传统社会最主要的财富流转方式,而这最终导致了社会陷入持续争夺有限“土地资源”的互相伤害,结果就是“经济零增长社会”。(参考张笑宇《商业与文明》)      当然,经济零增长社会的问题,还不是经济的持续停滞不前,而是这种经济环境会无限放大“暴力分配逻辑”,进而会滋生无数掠夺,甚至“数人头”的战争行径。历史学者、《秦制两千年》作者谌旭彬称之为“中国历史的成功法则”:即只有那些攫取社会资源最残酷的个人或者集团,才能在乱世中脱颖而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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唯有市场经济,才能让现代政治“真正运行”

  制度,或者说构建在制度基础上的政治,不仅重要,而且始终都是一个国家和社会裸露在外面的那层最硬的壳。
  在前现代社会,政治的确是“灵魂”一般的存在。我们熟知的秦制社会,就是“君权+大一统”的政治统摄一切,经济活动始终被压缩在既能满足政治所需,但又在政治可控制、可容忍的范围内,自然不可能有分工贸易的扩展,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持续正增长。  然而,在现代社会,逻辑被颠倒过来——现代社会的灵魂是市场经济。如果说离开了现代政治制度,现代社会就会轰然倒塌,那么,离开了支撑现代政治制度的市场经济,现代社会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产生。在没有市场经济的地方,即便人为的复制或者模仿一套现代政治制度,也不可能正常运转。  因为现代政治制度的产生和正常运转,离不开一些最基本的逻辑和条件,而这些逻辑和条件,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培育出来,并得以维系。  比如,“有限政府”的真正运转,关键在于“自治”的传统加“分权制衡”的制度设置。即个体和组织能协商解决的,公权力不必介入。然而,现代社会的规模与复杂性,又更加凸显了政府的重要性,既要有为政府,更要避免全能政府,最好的办法只能是在制度设计上,将最重要的几种权力分散,并且互相制约。  不过,只要稍微了解市场经济,就不难发现:与其说这是现代政治的基本逻辑,不如说这是将市场经济的逻辑复制到政治领域。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是:追求经济利益是人的天性,既不需要鼓励,更不应该压制,所谓市场经济,就是尊重“经济活动分散到无数的个人和组织,由每一个分散的个体自由决策”这一基本事实,承认市场这只“看不见的手”,能够制约、奖惩所有的市场主体,最后的结果是既分散了整体风险,又能筛选出最优的产品、企业和企业家。  更重要的是,现代政治的正常运转,仅有顶层的制度设计和政治精英,还远远不够,更离不开从传统的臣民社会到现代公民社会的转变,这一转变,除了现代意义上的教育,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实践——每一个真正的市场行为,都演绎着人格平等前提下的自由选择和价值交换,以及妥协与协作、遵守契约等基本精神——而这些,是参与现代政治的前提条件。  除了培育现代政治所需要的理念、组织和人,市场经济自身的好坏,还能够直接改变政治环境。诺奖得主弗里德曼说,当经济增长时,社会中的成员往往拥有更积极的价值取向,这种心态不仅会进一步强化市场,更是健全民主体制、实现社会自由的关键。  相反,被誉为“管理学之父”的德鲁克,在《经济人的末日》一书中,通过研究20世纪德国法西斯的起源指出:经济危机发生时,企业大量倒闭,失业剧增,“民粹+极权”就会乘虚而入,并将市场经济当作替罪羊,将全能政府奉为救世主,结果是现代政治和市场经济被同时摧毁,人类已经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。  总之,市场经济与现代政治不可能长期分立。如果持续发展市场经济,一定会走向现代政治;因为每个身处市场之中的人,每天都体验着,并受惠于市场经济的逻辑,自然会以此来度量现实政治是否与之相悖,而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持续正增长和契约社会的成熟,则会进一步拱卫现代政治。相反,前现代的政治制度,由于自身的运行逻辑不可能带来经济的持续正增长,所以不可能长期维系它所需要的稳定,最终要么走向崩溃,要么选择市场经济,并进入渐进式社会转型的必经之路。  因此,离开市场经济,现代政治就是无源之水,或者说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。也因此,摧毁现代政治,无一不是从摧毁市场经济开始。可见,现代政治制度之所以重要,是因为只有它,才能捍卫作为现代社会灵魂的市场经济,也只有市场经济,才需要现代政治制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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▌唯有市场经济,才能让自由、平等等价值“真正落地”

  长期而言,是价值观、理念、信仰引导着人类前行。人类社会有诸多共同的价值观。虽然,这些价值从轴心时代就被讨论着,甚至民主、共和等理念,在古希腊、古罗马时代,就被局部实践过。但只有市场经济制度诞生后的现代社会,不仅让这些抽象的价值真正落地,而且还不断地丰富其内涵,拓展着外延。  市场经济是平等这一理念最好的试验田。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条件,正是一个人人平等的“陌生人社会”,所有人的私有财产,神圣不可侵犯。因此,“风能进、雨能进,国王不能进”;所有的交易,都以无差别的货币为纽带,与身份、地位、血统无关,也不需要某个人、某些组织来安排。每个人的禀赋、条件虽然千差万别,但作为市场主体,都是公平的。    可以说,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发明的最平等的一种制度。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治,是保护所有人的权利,不保护某一类人利益的法治(张维迎《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》)。因此,它提供了一种让穷人变富的公平机会,也预设了让富人变穷的风险,在不断变化中,真正受益的是芸芸众生。因此,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人民经济。相反,最反对、害怕市场经济的,从来都是既得利益者和特权者。他们也强调“法治”,但“法治”往往是保护自己利益、剥夺其他市场主体权利的工具,而非保护所有人平等参与市场经济的权利。  市场经济不断扩展着自由的边疆。有权势的人,在任何社会都能享受到“自由”,但只有市场经济,让今天的几乎每个人,都能享受到比历史上最奢华的帝王、贵族更多的自由。当然,最重要的自由,还不是“可以做什么”的积极自由,而是“可以不做什么” 的消极自由。没有市场经济,学成文武艺,只能“货于帝王家”,因为全世界只有一个雇主;有了市场经济,既可以自由选择雇主,还可以通过创业自己成为“雇主”。关于市场经济与自由之间的关系,还是米塞斯的洞察深刻,他说:取消市场经济,实际上取消了一切自由,只剩下服从。参考米塞斯作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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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总之,市场经济的运行逻辑,就是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;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,就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。捍卫市场经济,就是捍卫我们已有的自由、财富和生活方式。

  一千个人眼中,有一千个哈姆雷特,但没有人否认哈姆雷特的王子身份。但是,市场经济之于我们,却非如此。今天,已经很少有人公开否认现代文明的共同价值,也没有人敢直接反对现代民主政治,哪怕个别总想梦回传统社会的文人和政客,也都是先把自己的真实目的打扮成现代社会的制度和理念。  然而,作为现代社会灵魂的市场经济,无论是主流舆论,还是国内外各学科的教科书,依然只是一种关于经济增长、关于效率的工具,是世俗的,甚至庸俗的,而非一种值得捍卫的理念,更到不了现代社会灵魂的地位。  谬误之所以大行其道,是因为错将灵魂当工具,结果自然是灵魂被抽空,剩下一具“充斥着空洞口号和摆设一般的制度”的空壳。难怪有人说:“大词泛滥、大饼横飞的年代,往往是市场经济式微的年代,个体的自由几乎被剥夺殆尽,市场的手足被戴上镣铐,只能任其摆布,还要故作热泪盈眶状。”  如果我们稍微了解过去几年,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,就应该清醒地意识到:没有任何时候,比现在更需要捍卫市场经济。

在缺少市场经济的传统社会,全世界只有一个雇主


捍卫市场经济

亟需一场认知上的范式革命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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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捍卫市场经济,首先需要从理念和专业的视角,阐释市场经济及其逻辑到底是什么,还“市场经济以现代社会灵魂”之地位。在商业传统淡薄的地方,即便这第一步,不仅会触动少数既得利益者,更会触动多数人的“灵魂”,其难度丝毫不亚于布道,而经济学家张维迎,无疑是市场经济在中国最重要的布道者。

市场经济的布道者张维迎  近几年,张维迎一边为更多人所熟知,一边却似乎变得更陌生。  ——为更多人所熟知,是因为他一篇篇关于市场的逻辑、语言腐败、企业家精神等脍炙人口的演讲和短文,以及他缅怀亲人和师友的散文、信天游,在互联网上“病毒式”的传播,让这位离开讲堂和镁光灯已多年的经济学家,意外地扮演了互联网时代市场理念的传播者的角色。以上内容的精华,被集结成一书点击蓝字可收藏本书签名版,数量非常稀缺,最近公开出版发行,这既是喜欢张维迎的读者非收藏不可的一本书,也是一本视角独特的经济学人文启蒙书,读过该书部分篇章的读者说这是“张维迎的道德情操论”。  ——似乎变得更陌生,是因为“媒介即信息”,互联网在放大作为理念传播者的张维迎的同时,却遮蔽了作为经济学家的张维迎,从80年代初到今天,因对市场经济所做的专业阐释,而成为“市场经济在中国名副其实的布道者”的事实。  早在意识形态尚未退潮的80年代初,张维迎就发表《为钱正名》一文,成为最早吃“螃蟹”的人;1984年,研究生尚未毕业的张维迎,在影响中国改革进程的莫干山会议上,因其超前而又务实的市场化改革方案脱颖而出(推荐阅读“回望八十年代三书”)。后来,在他任教北大,尤其是执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那些年,“市场经济”一度成为“显学”,张维迎功不可没。

莫干山会议上的张维迎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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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而他近四十年来出版的作品,更是从经济学的专业角度,阐释市场的逻辑,以及市场经济何以成为现代社会之灵魂,为市场经济在中国布道:

  迄今依然被低估的《信息、信任与法律》一书,从信息经济学、博弈论等视角,探究了市场经济与经济增长、信任、法治、道德伦理之间的关系,将市场经济拓宽到整体性改革和中国社会转型的高度。  为更多人所熟知的《理念的力量》《市场的逻辑》《市场与政府》等作品,系统诠释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、基本逻辑,成为无数人认识市场经济的启蒙书。  已成为个别高校教材的《博弈与社会》,从博弈论的视角,阐释了为什么只有市场经济才能让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可以达成,并不断拓展,以及市场的逻辑为什么优于、并且最终会战胜强盗的逻辑。  不过,如果对张维迎的理解仅限于此,那么我们对市场经济、对现代社会的理解,还只是浮于表面。▌ 为市场经济的灵魂及其“敌人”寻根  在《经济学原理》中,张维迎首次将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写入经济学教材。不仅如此,在《企业家:经济增长的国王》《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》等作品中,张维迎将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,上升到市场经济灵魂的高度,也就是说,企业家精神是现代社会灵魂中的灵魂。  不过,在历史和现实中,由于人性、制度、文化等原因,企业家长期以来都是贬义词,企业家精神更是很少被关注和重视。  在学界,影响更大,统治经济学上百年的马歇尔、曼昆、萨缪尔森等新古典经济学家的“经济学原理”,以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,虽然各有特色,但最大的相似处,恰恰是作为市场经济灵魂的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的长期缺失。 对个人而言,失去灵魂是一场悲剧;对现代社会而言,错认灵魂是一场灾难;那么,对市场经济而言,灵魂长期缺失意味着什么呢?——意味着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知还非常的肤浅,意味着市场经济还非常脆弱,危机和灾难因此会周而复始。  因此,捍卫市场经济,除了阐释市场的逻辑,更重要的是唤醒作为市场经济灵魂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。然而,这一点不仅长期被忽视,甚至长期被颠倒,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发展中国家,市场经济搞到一定程度,还会倒退回去的根本原因。张维迎的《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》一书,就是为市场经济的灵魂及其敌人寻根的一本书。  以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为灵魂的市场经济,在观念和学理上有三个“敌人”。  第一个,是显而易见、形形色色的管控经济。其主要特征是将一切本属于自由市场的经济活动,全部纳入国家管控系统,由官员按照职级组织生产和分配,不给市场经济留任何空间。当然,管控经济的本质,远不止理论本身,而是传统社会如何向以私有产权制度、有限政府、现代财政税收制度为特征的国家和社会转型的问题。  市场经济的这一敌人,由于无论学理,还是历史实践,均以失败收场,尤其是20世纪从德国到苏东的惨败,今天已很难再直接死而复生。即便有人想以强力拉回到管控经济,由于经济无法持续正增长、无法满足长期维系这种模式所需要的巨大管理和控制成本,必然再次惨败。因此,长远而言,更应该警惕的,是下面两个看似在美化、捍卫市场经济,但一旦遭遇经济下行,很容易滑向管控经济的敌人。  市场经济的第二个敌人,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凯恩斯主义,或者说调控经济。其初衷是用“看得见的手”去纠正“看不见的手”,从而弥补所谓的“市场失灵”导致的“经济危机”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,让凯恩斯主义大放异彩,并以危机拯救者的角色成为宏观经济学的代名词。此后,每当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,凯恩斯主义就会受到各类政府——无论民主还是威权政府的青睐,因为政府可以出台财政、货币等宏观调控手段刺激经济,扮演危机拯救者的角色。

罗斯福新政后,罗斯福一度被人们奉为美国的「救世主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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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凯恩斯主义在名义上不仅不反对市场经济,甚至希望通过政府调控让市场经济变得更完美。然而,即便在法治化程度较高的现代国家,即便宏观调控对私有产权的破坏有限,但为了刺激经济而出台的财政、货币政策,事实上扩张了各类市场经济主体的信用,当扩张的信用传递到生产部门,会造成经济当期、跨期的结构性失调(米塞斯“商业周期理论”,参阅米塞斯作品集)。至于私产观念薄弱、法治化程度较低的地方,凯恩斯主义距离管控经济,更是一步之遥,甚至经常以调控之名,行管控之实。

  因此,无论凯恩斯主义的初衷是什么,其逻辑终点,必然走向用政策调控取代企业家的判断和决策、用人为的政策调控将自发的市场秩序破坏殆尽。经济在经历饮鸩止渴式的增长后,必然陷入大滞胀,并引发系统性的经济社会危机,然后再将责任推给“市场失灵”,并用管控经济彻底取代市场经济——这正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过的历史,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原因。  管控经济、凯恩斯主义,在学理和实践中的弊端和问题,过去这些年经济学家和各大媒体讲的已经很多了,虽然,还远远没有根除,但相对比较容易辨识。然而,市场经济还有一个敌人,不仅大众很少关注到,就连很多经济学家不是深陷其中而不自知,就是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帜反市场经济,它就是新古典经济学。这是一个相对专业的话题,下面的文字虽已尽量简化,但很多专业术语还是无法绕开。不过,如果能耐着性子读完,并由此而入,或可弄懂经济学至少一半的真问题。  新古典经济学,对市场经济而言,是一个隐秘而又尴尬的敌人。  隐秘,因为在社会科学的版图和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中,新古典经济学,是继亚当·斯密之后,将市场经济发扬光大,为经济学赢得“社会科学的王冠”美誉的主要贡献者,这不正是市场经济当之无愧的代言人吗,怎么可能是敌人呢?  原因在于基本的前提假设和理论基础是错误的。透过张维迎在《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》一书中,总结的“新古典经济学的七种错误假设导致的八大悖论”,便不难发现: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学家大脑中想象的,在静态中以追求均衡、实现给定的资源最优配置为目标的理想化的市场,而不是在动态竞争过程中,通过改变约束条件,实现创新,获取垄断利润的真实的市场。  简而言之,新古典经济学最大的问题在于:  将人的无限创造性和经济体系的复杂性置之度外;  将经济体系的动态、演化、非线性、非均衡等特征置之度外;  将企业追求独特性和垄断利润的基本目标与事实置之度外;  将预期的不确定性和知识信息的创造置之度外;  将市场经济的灵魂、人类经济体系动态演化的主角——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置之度外;  新古典经济学就像在导演一场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。因此,它越成功,就越将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排除在市场经济之外,它看似在美化市场经济,实际上是在丑化市场经济。  如果按照这种理解,世界上已有的存量资源或许能得到高效的配置(即实现静态均衡),但绝大部分颠覆性的创新都不会发生,经济活动只需要精明的管理者和套利的商人,根本不需要有创新和冒险精神的企业家——这不正是我们熟悉的长达两千年的传统社会的样子吗?

中国传统商人的天花板——“红顶商人”胡雪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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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当然,在一个自由的市场中,优秀的企业家绝不会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去作茧自缚,但这一理论却教坏了无数的聪明人,他们从学术、舆论、政策上反过来干扰企业家决策,妨碍、丑化企业家和市场经济。

  新古典经济学之于市场经济,又是一个尴尬的敌人。  一方面,新古典经济学在捍卫市场经济上的确功不可没,尤其是作为其典范的芝加哥学派,其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的代表作《自由选择》,可以说是对管控经济、凯恩斯主义调控经济的宣战书,经济学家张维迎当年因逢人就谈弗里德曼,而被称为“维迎德曼”。  但另一方面,新古典经济学两百年,也不是一直沿着错误的假设僵化至今。事实上,20世纪以来,有不少经济学家试图放松或修改那些极端和严格的错误假设,比如:  斯蒂格利茨引领的信息经济学引入了信息不对称;  科斯引领的新制度经济学引入了社会交易成本;  西蒙、卡尼曼、塞勒引领的行为经济学/金融学派开始正视人类的有限理性、非理性乃至动物精神;布坎南引领的公共选择学派意识到了由人组成的政府也会失灵。  然而,这些修正、补充却并未真正撼动“理性经济人”“完全信息”等极端假设,导致新古典经济学无论怎么发展,都处于“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的小狗,团团转而不知所措”的困境。  直到最近20年兴起的“复杂经济学”“演化经济学”,才开始全面“清算”由马歇尔等新古典经济学开创者将人视为平均人、视为已知条件下最优决策的“科学决策人”,将市场视为简单没有波澜,趋向均衡静态模型的“乌托邦式的想象经济学”。这其实就是一场向米塞斯、哈耶克引领的奥地利学派的回归之路,也是向市场经济的灵魂——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的回归之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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▌ 从“市场经济的布道者”到“范式英雄”的涅槃

  然而,这场回归之路,看似一步之遥,实际上却需要一场类似于当年科学史上,从“地心说”到“日心说”的范式转换——  必须将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置于经济学的中心而非边缘位置,让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回归市场经济的灵魂。张维迎的《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》一书,则是这场范式革命的发起者,正是这本书,让张维迎完成了从“市场经济的布道者”到“范式英雄”的涅槃。这一转型,张维迎用了整整37年。  37年,艰难而又漫长,不过,幸运的是读者——可直接从这一新范式切入,高效阅读张维迎的十余部作品,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从市场经济启蒙到认知革命的范式转变。下面是我们用这种方式阅读张维迎作品后梳理的几条脉络,可作为阅读参考,也可视作对本文题眼“为什么要捍卫市场经济,唤醒企业家精神?”的呼应。  1.人类永远面临着资源、机会的稀缺性与自身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,传统社会解决这一矛盾的地方是各种各样的“战场”,方式是程度不同的对抗或博弈,主导者是政治家、军事家;而现代社会解决这一矛盾的地方是市场,方式是分工合作,主导者是企业家,尤其是创新型的企业家。  市场经济的范式转换,其实质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主导者的转换。因此,不以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为灵魂的市场经济,终归只是一种工具。然而,这一范式转换不仅没有完成,还时常遭受更大的威胁,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,当下和未来的世界所面临的,是同一类问题。  2.经济的持续正增长让现代社会的价值、制度得以维系和运转。然而,增长,尤其是非线性增长,最关键的不是人力、资本等要素的投入,而是大规模创新的涌现,而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,驱动力则是企业家精神。举个不恰当的例子,如果市场经济是一辆车,那么企业家就是驾驶员,企业家精神则是发动机。如果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这一灵魂不在,就没有创新和经济增长,市场经济自然也就形同虚设。当然,此处的企业家,专指价值的创造者,而非被污名化后的那些定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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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.经济学不是关于利润最大化的工具,而是人类如何通过分工合作,打破文化、制度的差异,实现幸福与和平的学问,这是亚当·斯密开创经济学的伦理基础。遗憾的是,斯密虽然将分工视为财富的原因和经济学的起点,但却没有解释分工何以发生。经济学家朱海就说:分工是企业家行动的产物,或者说,分工是一个与企业家精神相关的概念。也就是说,先有企业家精神,后有分工。

  然而,经济学一开始将分工作为起点,而没有锚定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这一源头或灵魂,因此,斯密之后,经济学虽然流派林立,大师辈出,但却越来越偏离其伦理基础,出现学理和行动上的“三大敌人”。直到20世纪,米塞斯、哈耶克、熊彼特、柯兹纳等人的研究,才开始回归经济学的初心和真问题。  而张维迎总结的“斯密—熊彼特增长模型”,将企业家与经济增长理论、市场理论统一起来。按照这一范式,经济社会的运行逻辑是“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被唤醒→创新与经济增长→市场逻辑代替强盗逻辑→现代社会正常运转→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的涌现”——  这是真实的世界,因为它是对真实市场中人的行为、企业家的心智模式、财富的本质的正确阐释;  但也是理想化的世界,因为它始终面临着文化、制度、理论的挑战。人类历史逾万年,但市场经济制度的诞生才两百多年的历史,即便这两百多年中,市场经济曾遭遇了一次次的灭顶之灾,而今天,它再次面临着严峻的挑战。  总之,现代社会不能没有市场经济,市场经济不能没有灵魂。只要我们依然热爱和平、自由、平等,就只能选择并捍卫市场经济;只要我们不甘于现状,就只能去唤醒企业家精神,让创新涌现。而今天的中国,尤其需要的是被张维迎称之为“制度型企业家”的人——即能够让市场经济成为社会灵魂,让企业家精神涌现的改革家、思想家,而作为“市场经济布道者”“范式英雄”张维迎老师的作品,无疑是剧变时代,每个人更新认知、坚定对未来的信念最有力的“武器”。  点击下图或识别二维码,可一键收藏张维迎作品,含张维迎刚出版的重磅新书亲笔签名版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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